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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院长与大学生的对话
李院长与大学生的对话
      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:李院长,我们对您从小到大的生活历程非常感兴趣,您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?能和我们说一说吗?
  李院长:好。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,我生长在社会剧烈碰撞的年代,这使我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感受。我从小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长大,祖父是中医,可谓是书香门第。在那个红色风暴席卷一切的年代,人们都被运动裹挟着,像我这样没有参与而那么清醒的,很少。同学打了老师,我就找几个同学商量好了教训他,多好的老师啊,让他们那么受折磨。我想在那个年代,可能由于我的知识,还有我的思考能力让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。我破万卷书,这些都是知识的积累,至今都让我获益匪浅,终生受用。尽管那个历史时期会影响到我们这代人的一生,但无论大跃进还是文革,无论最热烈的活动还是最壮观的集会,都不会让我有任何触动和共鸣,而缓和时期放映的国外电影,却让我这颗年轻的心沸腾了。从开始买票到后来用小人书贿赂看门人,我看遍了几百部电影,《良心》等影片讲述的故事将正直和善良深深植根在我的脑海中。
 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:李院长,那您是怎么想起办这样一家临终关怀医院?
  李院长:是这样的,1966年我十七岁,那一年我下乡插队,除了当赤脚医生的行头,带的都是书。黑格尔的智慧给了我理性思考的基点,黑白电影的直感给了我人性的启发。在内蒙古,我遇到了56岁的张老师,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北京某大学的教授。在张老师病危的日子里,我发现关怀和交流对一个临终病人具有的力量,也促成了我这个朦胧的想法办一家临终关怀医院,给所有即将结束生命旅程的人最后的快慰,让他们带着微笑离去。
  回城后,我借时机开始经营邮票是当时唯一合法的经营,也是一本万利的,8分钱一张的猴票最后能涨到3600元,十几本的猴票从8毛涨到80元,我就出手了,转手挣了七八万。那个时候的“万元户”无疑等于“资本家”。我转让了收藏三四十年的邮票,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,也给我开创事业的愿望积累了资本。1987年,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成立。“松堂”曾经是我的名字。
  北京工业大学生:李院长,我们还知道您创办了一家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,它和松堂关怀医院有什么内在联系呢?
  李院长:我创办的这家博物馆里面有秦砖汉瓦、明清木雕、四合院的精美门墩……古老的收藏在悠远的氛围中散发着缓慢的精致。因为有我的性格和我的经历才有我的博物馆,我从小在四合院长大,有庭院情结,所以我显然特别爱这些,别人看是一块石头,一个门墩,一块砖,而我觉得它们充满着生活的韵味,所以我办了博物馆。其实,这两种事业都是在干一件事情,我办博物馆和临终关怀医院,都是尝试临终关怀。博物馆是我关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,医院是我关怀这些临终的老人。尽管很艰难,但我对它们都很有感情。
 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:听说您最近写了一本书,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?
  李院长:我最近是写了一本书,是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,以我为主线,写了医院里的很多故事,算是一部纪实性的回忆录吧。其实要给全体公民一个什么印象呢?死亡是自然规律,是灿烂的,是微笑的,是平常的,是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我的书名开始叫《余音飘香》,后来定稿的时候改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《每天拥抱死亡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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